1956年，我考入兴平唯一的一所高中学习，由于我一心想上大学，所以我努力学习，学习成绩优异，当上了班学习委员。

　　然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席卷而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些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又搞了“双反五打”政治运动，学校停课，要求学生参与运动，让我们学生都要写大字报，我也写了一张批评团委书记的大字报。虽然批评团委书记的大字报不少，但凡是贫下中农之弟写的都是认识问题，而我是“地富子女”，却是阶级立场问题。我受到了批判。

　　1959年高考后，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时期，我的同学都已相继进入大学，我却迟迟等不来通知。那时我很着急，常去学校看通知。偶一次碰见梁老师，她偷偷告诉我：“你是‘地富子女’，你父亲有历史问题，‘双反五打’政治运动中，你又有阶级立场问题。所以，政审不合格，高考前就被取消了录取资格。”我听了很震惊，痛苦的心情难以抑制，我泪流满面的说：“既然学校取消了我录取资格，为什么又让我参加考试，还让我苦苦等候通知？”

　　我回到农村后，在家整整睡了两天。此后多年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我头脑里就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痛和恨，至今己50余年，我从未再踏进过这个高中学校大门一步。

　　回农村后我给大队书记说：“我回到农村干啥都行，一定好好干，你给我将来弄个好政治评语，让我明年再能考大学。”大队书记人好，答应了我的要求，分配我到农业中学临时当教师。

　　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临近高考报名时，大队书记给我写好了评语，我拿到管区（公社党委的特派单位）办理高考报名手续时，由于我家庭出身不好，管区书记不给签字，不让我报考。我再三哀求没有用。第二天，我找了大队书记，大队书记答应我给管区书记打电话说情。但我再去找管区书记，还是没有办成。

　　我憧憬着未来，我要上大学！隔了几天，我又去找管区书记，管区书记还是不理我。这次我彻底绝望了，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满眼泪水长淌，并不由自主地跪在了书记的办公室，我一边痛哭一边疯一样的喃喃自语：“我要考大学，我要考大学……”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书记，他扶起我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我还真没见过你这么有志气的年轻人。”随后给我签了字。当天我就在“人民公社”办公室办好了手续，并交到县文教局备了案。

　　高考后签写报考志愿时，由于我是“地富子女”，所以政治条件要求高的学校，我都没有签报。当时听说西北农学院对考生政治条件要求比较宽松，所以，西北农学院是我签报志愿之一。

　　我被西北农学院录取了。在大学学习一年后，在母校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我暗自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当一名专家。所以，我发奋学习，每晚学习到12点时才睡觉，每门功课考试都得5分（当时学习苏联“五记分制”，最高分是5分）。当时我心胸很大，报考了中国科学院著名教授阳含熙先生的研究生，阳先生指定要考一门《地植物学》课程，我虽从未学过，但我自学作笔记，硬把这门功课啃下来。然而，由于报考人多，阳教授只收一名，人上有人，我未能如愿。

　　我大学毕业，母校分配我到陕西省林业厅工作。这次毕业分配成为我毕生最难忘的一件事，因为母校最初没有嫌弃我的家庭出身和父亲的历史问题招录了我，现在又把我分配到省级机关工作，给了我知识又给了我尊严。此后多年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时，对母校的感激之情就油然而生。

　　然而，到陕西省林业厅报到后，陕西省林业厅政治部主任说我的档案还没有到，看了我档案后才能具体安排我的工作。半个月后看了我的档案，由于我家庭出身和父亲历史背景不好的原因，政治部主任认为我不宜在省级机关工作。于是安排我到长安县鸣犊镇高家寨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一年以后，又安排我到陕西省楼观台实验林场的基层（一个偏僻的工区）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就在这个工区，我一直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干了14年。这14年里，我拼命工作，曾七次获得场先进工作者奖励。

　　1974年的一天，母校赵师抃教授与几位老师一起来到我所在工区，为工农兵学员选择实习场地进行考察。见到了分别10年的老师，我格外高兴，老师们亲切地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离别时，赵师抃老师语气凝重地对我说：“你们这一届学生毕业分配时，陕西省林业厅只有一个名额，由于你学习好，笔下也行，分配你到省林业厅工作。没想到你却在此呆了10年，难能可贵啊……”老师一席话，使我倍感亲切。赵老师当系主任多年，毕业学生很多，时隔10年，他还记得我这个学生，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母校老师的关怀和亲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平反了冤假错案，所谓的“右派分子”、“地主分子”帽子统统摘掉，我的“地富子女”帽子也随之而去。中国由毛泽东时代进入了邓小平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家恢复了高考，大学开始了招生。于是，我向母校赵师抃等老师写了信，表达我想调回学校工作的意愿。

　　1979年初，在赵师抃等老师的关怀和帮助下，母校发来商调函，商调我回母校工作。但楼观台林场领导就是不放我走，几经周折，1979年12月，我回到了久别的母校，又在老师的教导下开始了我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那时我已经40岁了。

　　回到母校后，赵师抃老师（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安排我从事教学工作。虽然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我却又担心自己在林场干了14年，回到母校教书没有什么资本。赵老师听了我的想法后鼓励我说“你有资本，怎么能说你没有资本？你在林业基层干了14年，有丰富的实践知识，这就是你的资本，我看重的也就是你这个资本。”赵老师的谈话，鼓舞了我，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扔掉了思想包袱，轻装上阵。我记得给学生第一次讲课时，王进才教授（我所在教研室主任）听我讲课。我第一次上讲台，又遇老教授听课，思想很紧张。事后不久，赵老师找我谈话：“听王老师说，你讲课有条理，语言流畅，能联系生产实践，很生动，板书也不错，行，你这第一脚踢响了。”听了赵老师的话，我很激动，深知这是老师的鼓励和呵护。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绝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在母校老师的关怀和鼓励下，我起早贪黑地学习英语，翻阅资料，钻研理论。我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几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987年，我晋升为副教授。

　　1989年的一天，在校园中与赵老师不期而遇。他依然微笑着说：“这几年你干的不错，我一直在注视着你，学生喜欢听你讲课，你今年又被评为陕西省优秀教师。难能可贵的就是你在基层工作了14年，深知生产实际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加上你对新事物的敏感和钻研，你才取得了这么多的科研成果。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又当了科研处长。你还年轻，还要继续努力。”

　　恩师语重心长的谈话，使我又一次感受到老师的亲情，10多年来，老师一直在关心着我事业的发展，从而使我下定决心再努力干一番事业。于是，我和我团队的老师、研究生一起学习、研究森林立地数量化理论、优树返幼理论与技术，并以杜仲树为对象研究植物次生代谢与调控理论，主持国家科技攻关和国家“948”项目。历时16年，我和我的团队培育了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杜仲新品种秦仲1－4号；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杜仲次生次代谢物，获得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杜仲次生次代谢物及深度开发利用技术的科研成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杜仲次生代谢物的著作《中国杜仲次生代谢物》（科学出版社，2002年）；随后又相继出版了《杜仲次生代谢物与人类健康》、《植物次生代谢与调控》等10余部著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8项。1992年，我被评为林业部有突出贡献专家，同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晋升为教授，1994年被评为全国林业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

　　我深知，我能有今天的业绩，这源于母校和恩师的关怀和帮助，是母校和恩师帮助我实现了理想。然而我更深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理论”，我就不会得到政治上的解放，我也不会有今天的业绩。我由衷地感谢邓小平同志，感谢他开创的这个伟大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