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新闻》杂志　2019年第6期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85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始终坚守在中国农业圣地杨凌，开创中国农史学科并不断将其发扬光大。他们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史研究专家群体。

开创先河

　　说到中国农史学科，辛树帜、石声汉、夏玮瑛等是永远都绕不过去的。他们不仅在中国传统农业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从构建学科的高度，提出了“古农学”的概念，开创了农史学科建设的先河。

　　大半生从事农业教育的著名教育家、生物学家和农史学家辛树帜深感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重要意义。1952年，辛树帜倡议在西北农学院成立古农学研究小组，积极开展古代农业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55年，辛树帜参加农业部召开的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后，在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古农学研究室”，主持并参与研究整理工作。

　　在祖国农学遗产中，卷帙浩繁的古农书占有重要地位。整理工作应该从何着手？辛树帜和石声汉研究后认为，应集中力量首先攻下几部代表一定发展阶段的大型整体农书，以此开拓性工作为基础，其余困难便可迎刃而解。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由辛树帜亲自主持，古农研究室先后研究整理出版了数百万言的古农书专著和论文。

　　辛树帜在古农学研究上首重“古为今用”。他本人在古农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禹贡新解》《易传分析》《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以及和王作宾整理出《农政全书一百五十九种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讨》和《救荒本草》各种植物学名表等。

　　除主持和亲自参加研究课题外，辛树帜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工作的组织协调、研究论著的发表出版等“杂务”上，体现了“甘为人梯”的可贵精神。1977年10月24日，辛树帜因病逝世，终年83岁。他认真负责、甘为人梯、严谨治学、乐当配角的高尚品德，永远是中国学术界、科教界的榜样。正如毛泽东主席对他的评价：“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我国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和古农学家石声汉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之外，毅然开始了艰苦的古农学研究。他第一个主攻目标是校释《齐民要术》。该书印证经、史、子、集等书近200种，内容精湛丰富，但一千年来由于转抄传刻，混进了许多错、讹之字，成了一部难读的书。

　　石声汉仅用3年时间，就撰写了97万字的《齐民要术今释》、5.8万字的《氾胜之书今释》、7.3万字的《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同时把后面两部著作翻译成英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外发行，先后再版四次，影响极大。此外，他还撰写8篇论文。

　　接着，石声汉又开始了《农政全书》的校释。在得知自己的生命仅剩十来年的情况下，更是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哮喘病、肺气肿和心脏病时时折磨着他，一到冬季，他只能伏在桌上或床上拼命喘气。但是只要呼吸稍微舒畅些，他马上又伏案工作。除了授课和培养研究生外，他还完成了200余万字的《农政全书校注》《农桑辑要校注》《中国农业遗产要略》和《中国古代农书评介》等。

　　1971年春，石声汉腹痛发作，诊断为晚期胰腺癌。弥留之际，他仍惦记着工作。他说：“希望手术后再有两三年时间把《农政全书校注》重校一遍，争取出版，还计划再搞两部古农书。”1971年6月28日，石声汉病逝于天津韶山医院，终年64岁。

殚精竭虑

　　“文革”十年极大冲击了古农学研究室的正常运行。之后，年近八旬的辛树帜主持制订的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工作计划，得到了时任国家领导人的支持。

　　经辛树帜选调，李凤岐、马宗申、冯有权等先后参与了古农学研究工作。他们承先启后，分别从事农业古籍整理、农业科技史研究和农史学科建设。在共同致力于农史研究的同时，又根据各自不同的知识结构、学术经历而选择不同的研究领域，推动了农史研究范围的扩展、学科门类的完善、理论方法的成熟，为“文革”后西农农史事业的恢复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辛树帜逝世后，冯有权、李凤岐继续致力于辛树帜、石声汉遗著的整理出版工作，《农政全书校注》《中国农学遗产要略》《两汉农书选读》《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中国水土保持概论》《农桑辑要校注》《辑徐衷南方草物状》等相继得以出版发行。20世纪80年代以后，辛树帜、石声汉遗著整理工作基本结束，李凤岐、马宗申、冯有权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农史后继人才的培养工作。

　　1979年，国家在郑州召开会议，召集全国农史界专家共商《中国农业史稿》编写工作。此时，大家惊讶地发现，西农的农史研究事业在文革后起步早、成绩大，古农学研究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但保留了下来，而且为农史研究的再度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发扬光大

　　“文革”后，西农古农学研究室较早顺应学术发展和变化，农史研究重点由农史文献整理逐渐转入农史学术研究。以邹德秀、张波、樊志民等为代表的专家将西农农史事业不断发扬光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邹德秀1981年发表处女作《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三个理论问题》。1983年发表了《农业结构和研究领域的探讨》等论文，系统提出了“农业三元结构理论”，因而成为第一个提出农业生态技术问题的学者，让学术界、理论界刮目相看。此后，邹德秀编著的《中国农业文化》《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区域贫困与贫困地区发展》《500年科技文明与人文思潮》等相继出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波的《西北农牧史》是我国第一部地区农史拓荒性著作，开创了我国地区农史研究的先河，获评“中国图书奖”。20世纪90年代末，张波指导博士后王双怀完成《中国西部开发史研究》，为持续20多年的西部地区农史研究作出阶段性总结。在深谙农史的同时，张波越来越感到研究农业灾害的必要。他主编了70余万字《农业灾害学》并成为高校通用教材，又组织编纂成80万字《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樊志民教授，在农史研究中率先倡行地区与断代史研究，在西北地区和秦汉史研究中确立了特色领域和学术地位。《秦农业历史研究》作为国内外第一部秦农业历史的学术专著，被认为是“填补空白性研究成果”。2018年11月，樊志民作为唯一的农史专家，受中央电视台邀请参加《开讲啦》特别策划“文明密码”系列节目，主讲中华农业文明起源与发展，“五千年中华文明没有中断，正是最大的文化自信”“当今社会，你可以不知农，可以不事农，但不可以轻农”等精彩语录引发强烈关注，获得一致好评。

焕发新颜

　　进入新世纪，西农古农学研究室合并组建为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农史所），后者进一步拓展了学术空间，推动农史研究的深入与农史学科的不断发展。

　　“一定要把前辈们开创的农史事业传承下去！”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朱宏斌教授坚定地说。

　　经过多年发展，农史所现已形成一所（农史所）、一基地（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实验室（农业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一馆（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一库（线装古籍库）、一点（科学技术史硕士一级授权点）“六个一”的基本格局。目前农史所正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呼应“一带一路”、乡村振兴，进一步推进重心的下移和延伸。

　　“作为农史研究者，我们将继承和发扬前辈们光荣传统，围绕国家、民族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挖掘中国农业历史文化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农业历史文化。同时要教学相长，做好教书育人工作，用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知识滋养每一名学生的心灵。”农史所副所长杨乙丹教授表示，“希望农史学科和学校的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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