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的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是我上学的时候。上小学前是在“九一八”事变，在救亡图存的悲愤声中；上中学是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上大学是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二十年的激情岁月，我能走完上学求知的道路，不能不说是一生的幸事。

　　1945年，我毕业于西农附高。当年夏，陕西各高等院校联合招生，统一考试。报考志愿只报学校，不报系别，我就报了我的母校西农。8月15日是考试日期，我在西农考场应试。盛夏酷暑和考试压力使人疲惫不堪。子夜时分，突然急促的钟声震耳，是七层楼顶上当年西农筹备委员会赠送给附设高职成立时的一口铜钟发出的，它以不同的频率和节奏指挥着全院作息和活动，响亮的声音远传到十公里以外。但这次钟声不是敌机轰炸前的警报。大楼东边传来一阵阵欢呼声：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同学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向地上甩墨水瓶、饭碗、脸盆。有的同学们竟将心爱的二胡甩得粉碎，以表难以抑制的欢快。

　　狂欢过了是冷静。多年来无家可归的沦陷区同学，以急切的心情准备回到久别的家乡，有的同学准备到南方去考大学，我只一门心思上西农。而这一念之选，使我在农经系学习，留校工作，离休以后还担任省农经学会副理事长长达十余年。

　　抗战胜利以后，西农的名教授纷纷东进南下，而农经系当时仍是名师荟萃，学者云集。在当年入学后的迎新会上，一位教师说，西农有九个学系，八个农业技术学系好比一口木桶的八块桶板，农经学系就是两个铁桶圈，桶圈将桶板和桶底箍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水桶。这个开宗明义的形象比喻，使我对经济与技术的关系有了一点理解。系主任均为学高、望重的资深教授兼任。无副职，均授课，且有一项不成文的约定，即须为毕业生介绍联系工作；如毕业生联系不到工作，系主任就自动辞职。

　　1945年开学后的系主任是熊伯衡教授。他留学日本，讲授“农业经济学”。他讲课旁征博引，形象生动，举手投足，声音强弱，从中可以听出内容的主次，哪些必须记笔记，哪些可以不记。后来任西农教务长，解放后调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任教。接任的系主任是龚道熙教授，留学法国，讲授“统计学”和“农业统计学”。再继任的黄毓甲教授，留学日本，讲授“农业经济学”及“农村社会学”等几门课程。他讲课常介绍诸多名家的观点，加以比较，再讲自己的观点。颇能引起同学的思辨兴趣。系秘书由一位助教兼任，1946年毕业留系的左嘉猷学长兼系秘书，和同学联系较多。

　那时教师的去留和讲课的更迭，常受学生评论的影响。农经系开设有农、林、园、牧四大概论课，农学概论的“遗传学”是由赵洪璋先生讲授。他讲了一堂课，讲得很认真，但豫北口音较重，即使河南籍的同学听清楚也很吃力。将意见反映到学校，第二堂课就由李正德先生讲授了。事隔数十年后，我与老院长唐德源先生谈到教书和研究的异同时，以此事为例，可谓善教者未必善研，善研者未必善教。若能兼顾，当为难得。此后赵先生调学院农场做科研工作，同他的助手许志鲁先生五、六年间就育成良种“碧玛一号”，震惊农业育种界。

　　那时，一门课程的某些章节可以另聘教师讲授。邵敬勋教授留学日本，讲授“经济学”。难得的是他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讲到地租论，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总是交代不清，讲得很费劲，学生听得更费劲。即经由院方聘请在西安任教的邢润雨教授来讲地租论。邢先生留学日本，曾同沈志远、沙千里等学者翻译了日本人河上肇所著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首部经济学书籍，故学养深厚。他讲了几堂课，就将地租论讲得清清楚楚。那时的教师对学生是很负责的。

　　战争年代，教师讲课既无统编教材，也没有课本，参考书更缺。教师口授，学生边听边记。笔记本是用发黄的粗糙纸自己制作。课余时间相互核对补充。我的老同学许志鲁将课堂笔记再用精致的日记本重抄一遍，一门课程讲完就成一本精装书。我学他的办法，也将笔记本用毛笔重新抄清，不过用的不是精纸，后因时间不足而中断了。农经系同学胡启德，他学习于右任的标准草书用以记笔记。他的笔记几乎全是大草，很不好认，但记得详细。

　　我在学习期间，按系里规定参加过两次社会实践。一次是我与麻高云（后调宁夏农学院）为一组，参考万建中先生（当时赴美留学）编著的农村物价调查一书，每日清晨上课前，去校门口蔬菜市场调查菜、油、蛋等价格，再去张家岗调查面粉价格。大约一月之久，写成实习报告送系评审。第二次是在四年级，龚道熙教授带领，我任组长，全班约20位同学到西安大华纱厂参观实习。听了一位工程师的报告，参观了该厂的工艺流程和重要设施，询问了他们的组织管理。只有一天时间。这是毕业前最后一个教学环节。

终审：杨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