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安塞，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塞腰鼓。尘土飞扬中，陕北汉子“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用刚劲激昂、剽悍豪放、铿锵有力的舞姿，演绎出黄土高原特有的风土人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风沙茫茫满山谷”的黄土高原早已变得山清水秀、绿意盎然。这背后，离不开坐落在安塞腰鼓山下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科研工作者5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

选址十孔窑洞  茶坊村来了科研工作者

十孔窑洞今还在

1952年毛主席视察黄河时指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而黄河的根本问题是水沙不协调、泥沙含量大，泥沙主要来源就在黄土高原。当时的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其中尤以黄土丘陵沟壑区为最。为了研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整个过程及其规律，从而更好地开展有效治理，1973年，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在黄土高原地区考察选址建站，开启水土保持综合研究新历程，最终选择茶坊村所在的纸坊沟流域开展工作。

茶坊村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沿河湾镇，因上古年间有人在此开设茶坊，故取名茶坊村。该村所在的纸坊沟流域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8.2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土地类型多样、资源丰富，适宜开展典型性、代表性研究。

安塞试验站之所以选址在茶坊村，还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原因。试验站首任站长卢宗凡告诉记者，当时在考察过程中看到茶坊村路边有十孔窑洞，是当地公社合并时留下来的，暂时还空着，地方陪同考察的工作人员随口说不行就先暂住在这里吧，谁知这一住就是20多年。这十孔窑洞也成了安塞试验站一批批科研工作者开展工作的落脚点。说是十孔窑洞，其中有三孔窑洞安排给了后勤人员住，真正归科研人员住的只有七孔，四五个人挤一孔窑洞，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

学校科研人员到茶坊村驻站开展工作时，现任茶坊村党支部书记王文怀才上小学。这么多年，几乎所有到站上工作过的人他都认识，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科研人员来之前都要“预约”，有了空铺位才能轮上。有时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来住，床铺上还有余温。那时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照明用的都是马灯。窑洞门也关不上，睡觉时得用板凳把门顶住。

纸坊沟村村民康占鹏告诉记者，安塞试验站第二任站长刘国彬带着学生做科研期间就吃住在他家，不仅带来了创新思维和新技术，还顺便给他女儿辅导了功课。如今他女儿已硕士毕业，在北京工作多年。和学校专家一起共事了十几年，康占鹏不仅学会了科学种地，还成了当地设施农业土专家，带动周边村民共同致富。“只要去杨凌，我一定会去水保所看看老师们，这么多年从未改变。”康占鹏说。

苦中作乐  扎根黄土勤耕耘

王国梁、姜峻、吴瑞俊、金文辉等在山地试验场

“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掏炭的，仔细一看是水保站的。”这个曾经在当地十分流行的顺口溜，是安塞试验站科研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已经在试验站工作40余年的吴瑞俊老师介绍说，因为当时搞科研要测产量，外出的时候经常提个秤、背个袋子，所以说远看像个要饭的。整天顶着太阳风吹日晒，大家的脸都黑得厉害，所以说近看像掏炭的。吴瑞俊回忆道，当地风很大，有时出去工作回来全身都是土，连站上看门的狗都以为是生人，不停地叫着咬人。有时正吃饭，简易灶房的房顶突然就被大风刮跑了。

到安塞试验站开展工作，首先要克服交通的不便。现在从杨凌开车4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安塞。而在上世纪70年代，从杨凌到安塞试验站至少得折腾四五天，这还是在正常情况下。卢宗凡回忆道，从杨凌出发先到铜川，路上得走两天。到铜川后再买到延安的票，路上又得两三天。到延安后，运气好碰上个拖拉机还能捎带一下，碰不上还得等车。吴瑞俊是1981年到站上工作，他那会从杨凌到站上也得走四五天。第一天从杨凌到西安，在西安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四五点起床赶西安到延安的大巴车，下午6点才能到延安，如果遇上堵车到延安就得八九点，在延安住一晚上，第二天再坐班车赶路去站上。从延安发的班车隔日一发，遇到下雨班车就停了，这又得耗去一两天的时间。班车只能坐到沿河湾镇碟子沟村，从沟口到茶坊村还要步行10公里、2个多小时才能到。

建站初期，站上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当地老乡上厕所基本都在自家玉米地里解决。大家又在站上打了井，修建了厕所。每次从茶坊村出发到纸坊沟、方塔村等流域做科研，基本上都是靠走，早晨出去、晚上回来，中午在山上吃点自带的干粮，一年磨破两三双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现任安塞试验站站长王国梁2000年到站上工作，他告诉记者，当时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打土钻，全靠人工打。为了不在路上浪费时间，他和同伴选择住在纸坊沟一户人家，每天早上8点多上山，上去的时候带的馒头、咸菜、水就是中午饭，吃完继续打钻到下午5点，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把要测土壤水分的土先称重再烘干，这大概又得一个小时左右。做完科研，有时还要帮农户家里挑水，虽然以前也干过，但挑水的时候肩膀依然疼，得不停换肩膀。这样一呆就是4个多月，除了打土钻，还要开展植被调查，至今依然从事黄土高原植被恢复有关方面的研究工作。

那时候最怕下雨，一下雨就得修路。洗澡也是个大问题，都是在天气暖和的时候趁没人到河里擦洗一下。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买了个锅炉用来洗澡，但由于没有自来水，只能一桶一桶打水烧着洗。有时用的人多，洗着洗着就变成凉水了。尽管条件如此艰苦，大家依然忘我地工作。

四代人接续奋斗  科研推广硕果累累

纸坊沟流域治理模式

从安塞试验站正式建立到现在，历经卢宗凡、刘国彬、陈云明、王国梁四任站长。50年来，四代科研工作者接续奋斗，在长期定位监测、科学研究、示范推广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工作，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长期定位监测是野外站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一项职能。50年来，试验站主要围绕水土流失、植被恢复、农田生态系统3个方面，水、土、气、生四大类37个指标开展监测，以试验站为中心，布设有山地试验场、川地试验场、纸坊沟等流域，并向外辐射富县、宜川、米脂三地，形成了坡面-小流域-县域-延河流域-黄土丘陵区的监测体系。得益于长期定位监测工作的开展，安塞试验站入选中国科学院野外台站、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重点站、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国家农业科学农业环境观测实验站、全国中小学生水土保持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等。

科学研究和示范推广是安塞试验站的一大亮点。从试验站第一代专家们以五个生态户为样板逐步构建形成纸坊沟生态治理与农业发展模式开始，安塞试验站连续40年主持国家重大项目、中科院及陕西省重点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国家、省部级奖励35项，涌现出全国劳模、何梁何利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等先进典型。试验站开展的水土流失长期监测工作为国家水土流失治理提供了科技支撑。明确了植被恢复的过程和驱动机制，提出了植被建设的原则、方法和标准，为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草）及近自然修复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并在全国推广。首次提出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的概念、内涵和发展模式，构建的纸坊沟生态修复模式，为我国现阶段“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提供了实体样板。构建了新型水土保持与生态经济发展耦合范式（南沟模式），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典型案例。构建了黄土高原6个类型区林果经济型、果农生态型等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实现黄土高原生态服务价值增速提高15-20%。提供的系列咨询建议得到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批示。

此外，试验站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在国际合作交流、人才培养方面等也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试验站连续15年主办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技术人才。专家做客央视《开讲啦》《走进黄河》，积极传播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理念。荷兰国王2015年考察了安塞试验站，国内外许多高校的硕博士研究生到站做毕业论文、本科生到站开展教学实习。

传承接力  推动事业更好发展

如今的安塞试验站

“从300多平方米的十孔窑洞发展到现在占地15.7亩、8700平方米建筑的综合试验站，变化真的是太大了。能坚持下来并发展壮大，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谈到安塞试验站的发展变化，试验站副站长姜峻感慨万千。他于1990年到安塞试验站工作，以站为家已34个年头。

1992年，为了推进事业更好发展，安塞试验站从茶坊村搬到了现在的位置，工作、生活条件得到不断改善。“校地双方都很重视试验站的建设发展。试验站站址虽然变了，各种条件也好了，但几代人坚守和传承下来的那种精神不能丢。”在姜峻看来，安塞试验站四代科技工作者的默默坚守，离不开“厚重朴实、协力攻关、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黄土精神的支撑。吴瑞俊深表同感，他表示，无论什么时代，能吃苦都是第一位的。事业要传承下去，吃苦的精神不能丢。副站长王兵于2007年来到安塞试验站，并在站上完成了博士论文，参加工作时也选择回到水保所、回到安塞试验站。“对试验站有着一种无法割舍的感情，我的科研工作是从这里开始的，也想一直在这里做下去。”

刘国彬表示，开展科学研究，能吃苦、肯动脑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具备的素质。要顾全大局，重视团队建设，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形成凝聚力，事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面对未来，王国梁信心十足。他表示，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我国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也是“三区四带”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为安塞试验站发展提供了新机遇。试验站将以人才建设为抓手，重点围绕黄土高原人工林结构改造与多功能提升、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与流域整体功能、特色农作物引种和农田生态系统质量提升3个方面开展工作，努力建设百年老站，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