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朱显谟院士是水土保持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毕生致力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研究与实践,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和大西北的青山绿水不懈奋斗了一生,著作等身、成绩卓著。他的高尚道德情操和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广大师生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今年12月4日是朱显谟院士诞辰105周年,学校将举行朱显谟院士雕像落成仪式,并举办水保学科发展研讨会。校园网特开设“怀念朱显谟”专栏,在回忆的片段中,感受他一生爱党爱国、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和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大师风范,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弘扬他的可贵精神和宝贵品质,凝心聚力推进我校“双一流”建设。
1961年10月,我从北京调来水保所,除个别时段外,一直师从朱显谟院士工作。耳濡目染朱显谟院士严谨治学、善于思考、砥砺创新的科研精神,我受益终身。
求真务实 不耻下问
先生认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里,沟沟岔岔、满山遍野种的都是谷子和洋芋,挤掉了林、草、果,结果黄河中游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农民生活越垦越穷,下游河堤越加越高。
1965年5月,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我们与先生一行十余人,来到米脂县印斗公社后印斗大队蹲点,不带科研工作,不带任务,与农民同劳动,改造思想。大家白天上山修梯田,治沟打坝,轮流做饭。虽然在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先生虚怀若谷,毫无怨气,每天仍跟大家一样劳动。后来,考虑他体质羸弱,生产队就没有让他再参加劳动。
米脂县属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第一副区,山头林立,沟壑纵横,趁此机会,先生正好对这里的土壤侵蚀和土地利用进行细致的实地考察。为此,他就每天跟着一帮老汉赶着毛驴上山送粪。途中,他不时请教农民,沟岔、坬、峁、墕、山圪垯、圪堵的区别?边走边看哪种是水肥条件较好的土地?哪种是不宜种植农作物的劣等土地。晚上归来,就在煤油灯下作笔记,整理白天的所见所闻。他还时常只身上山,实地考察不同类型地块的生态环境、水肥条件,作物和植被的生长状况。农民告诉他,那些突兀沟壑状似馒头的个个小山头不叫“峁”,应该叫“山圪垯”。“峁”是指位于梁坡接近沟沿线附近那段较为平缓的坡地,就像人脑的额头部位。峁坡水肥条件相对较好,而山圪垯由于高耸孤立,地燥风大,水肥条件差,不适宜栽树。前些年搞水保,推广“山顶戴绿帽(造林)”,结果栽的树低矮歪斜,长成小老头树,不成材。实地调研让先生纠正了地学界长期把山圪垯叫做“峁”的错误,也让他对山圪垯生态环境及如何利用有了新的认识。通过这次蹲点访问和实地考察,为先生后面提出28字治黄方略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一丝不苟 观察入微
在科研工作中,先生对土壤侵蚀和土壤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观察入微,论证充分,结论严谨,一丝不苟。
1962年秋天一个下午,先生召集土壤研究室全体科研人员,到杨凌大寨村一个取土坑看土壤剖面,要求每个人做好剖面描述记录交他审阅。事后,他专门召集全室大会,对此事进行讲评。他说,看剖面,是每个土壤工作者必备的基本功,通过看剖面,我们才能知道这种土壤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结构和肥力状况。这次看剖面,有的同志很认真,记录详细,描述清晰,值得表扬;而有个别同志敷衍草率,不严肃,很不认真,这不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作风,要严厉批评。
这年冬天一个下午,陕西省土壤学会在水保所召开学术报告会。先生在会上作了“太白山原始土壤成土过程”的学术报告。论文提出了以“岩膝”着生石面为标志原始土壤成土过程的四个时期,发展了土壤科学界对成土过程的认知。会上,张君常教授总结发言时说,太白山风景秀丽,我们在座的各位大都去过,但都是空手而归,仅游山玩水而已;唯有朱先生通过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论证,写出了太白山原始土壤成土过程这篇优秀论文,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
“文革”时期,科研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先生也受到了冲击。1973年夏季一天上午,我正在他创立的土壤标本室绘图。一会看见他手里提了几袋土过来,开始研磨准备做化学分析。我说:“朱老,您这么大年纪了,磨土交给分析室年轻人去干就行了,何必亲自动手?”他说:“不行,磨土工作看起来是一项简单的劳动,但很重要。通过磨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剖面不同发生层上土壤颜色、植物根系分布多寡、土壤结构、肥力水平,哪个发生层上有碳渣,哪个发生层里埋藏有沙姜,沙姜的形状、粗细、数量、埋深,这些情况叫别人磨土你就不知道了。”先生这番教诲让我后来养成一种习惯,事必躬亲,无论是自己做实验,还是研究生作论文试验,都亲临现场,亲自动手,确保每个试验数据准确,真实可靠。
立论推广落实28字治黄方略
先生提出的28字治黄方略的前面10个字为“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这是针对黄土结构疏松,土壤入渗速率快,稳定入渗速率高,土体蓄水容积大的特点提出来的。1982年初,我提出想做一次整个黄土高原土壤入渗速率测定的试验研究,先生当时是副所长,主管全盘业务,他听后欣然同意。他知道我所学专业是水利,不懂土壤,随即派一名搞土壤学专业的同志与我同行,负责观察土壤剖面。这项研究成果论文成稿后,我送他审阅,看完后,他立即推荐在《土壤学报》发表。
1987年,中国科学院主持对黄土高原进行第二次综合考察。这时先生的28字治黄方略已基本形成腹稿。先生叮嘱我在考察时,多留意拍摄一些有关“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坬”的现实照片,以佐证该方略的正确性。不久,先生即组织力量,以28字治黄方略为主题,编辑出版了黄土高原土地合理利用图片集,为黄土高原合理利用和水土流失治理指明了方向。期间,先生又对黄土的结构进行了潜心研究,揭示黄土为点棱支架接触式结构,因而具有高入渗速率和湿陷的特征,为28字治黄方略奠定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20世纪90年代初,当28字治黄方略定稿后,先生不遗余力在报刊上宣传,在各种学术讨论会上大声疾呼,并向国务院负责同志、有关地方业务部门进言,提议推广落实整治黄土高原的28字方略。
先生晚年,身体状况欠佳,行动不便。我每次去看望他时,他总要询问28字治黄方略在各地的推广情况。当我告诉他,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在无定河重点小流域治理中,明确提出以“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为治理方针,延安市延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在山坡上推广隔破断续水平沟造林种草,拦蓄全部降水,也是根据28字治黄方略设计。近年,国家正在黄土高原大力推广“退耕还林还草”,荒山变绿,水土流失大为减轻,河清有日。先生听了十分欣慰。
先生咬定青山不放松,为黄河变清贡献毕生心血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蒋定生系水保所研究员,曾任水保所副所长)
编辑:王学锋
终审:郭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