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林森委员：建立陕甘宁革命老区优质肉牛产业示范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稳定牛羊肉基础生产能力，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支持打造乡土特色品牌。陕甘宁革命老区处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整体脆弱，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任务艰巨。肉牛业是陕甘宁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对维护民族稳定、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陕西省委副主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昝林森今年的提案是：建立陕甘宁革命老区优质肉牛产业示范区。

昝林森表示，陕西、甘肃、宁夏是我国西北肉牛产业带的优势省区，其毗邻地区面积18.81万平方公里，辖3省区、12地市、103县区，人口约3187万，肉牛养殖基础好，农民养殖热情高。陕甘宁革命老区是秦川牛的传统优势产区，产业基础良好，深受老百姓喜爱，秦川肉牛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秦川牛作为地方优势特色畜禽品种，具有遗传稳定、出肉率高、肉质细嫩、耐粗饲、抗逆性强等优良特点，系内地供港活牛的首选品种，被推广到20多个省市自治区，在全国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近40年来，在陕甘宁三省重视支持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教持续选育推广下，秦川牛的肉用生产性能得到显著提升，是举世公认的极具发展潜力的优良畜种，具有重要的种用价值、商业价值和经济价值。2023年，秦川牛被评为“全国十大优异种质资源”，系唯一入选的牛种。

目前，虽然秦川牛等地方品种优势明显，但是在品种保护、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等方面还面临严峻形势。一是大量引进外国肉牛品种杂交改良国内地方黄牛，使我国地方品种受到严重冲击，有些宝贵的地方品种已然灭绝或濒临灭绝，肉牛生产严重依赖国外品种；二是缺乏长远的规划和科学的管理，忽视了我国优良地方黄牛品种的选育提高，地方黄牛品种数量严重下降；三是地方黄牛品种经济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优质不优价，养殖效益低，难以调动农民养殖热情；四是缺乏以地方品种为主要生产目标的龙头企业，无法带动产业链条延伸，产品附加值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2021年，我国出台《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因此，加大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选育推广生产急需的自主优良品种，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肉牛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为此昝林森委员建议：

一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陕甘宁革命老区优质肉牛产业示范区”。经过近40年的系统选育改良，秦川牛的肉用性能大幅提高，产业基础良好。为了充分开发利用秦川牛等地方品种优势，扩大地方品种群体规模，发挥陕甘宁毗邻地区区域整体效应，建议统筹秦川牛等地方品种养殖区域资源，建立“陕甘宁革命老区优质肉牛产业示范区”，成立陕甘宁三省毗邻地区市县政府、科研单位、企业、农户四方参与的秦川牛产业发展联盟，健全产业链，打造地方品种开发利用样板，推动陕甘宁革命老区经济协调、快速发展。

二是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成立“中国地方牛品种遗传资源保护利用协同创新中心”。中国黄牛品种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保护中国黄牛多样性，充分利用我国地方牛品种资源培育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建议依托在中国黄牛选育改良方面具有明显科技优势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中国地方牛品种遗传资源保护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秦川牛等地方黄牛品种种源基地，开展联合育种科学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尽快实现中国牛肉用中国牛种，为我国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强种源保障。

三是充分发挥区域科技优势，培育“秦川牛”大品牌和全产业链大市场。发挥陕西杨凌农业科技优势，连片集成示范肉牛选育与繁育、高效养殖、饲草料加工利用、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等节本增效技术，创新研究、转化一批产业关键技术，全面提升肉牛产业生产水平和质量效益。立足“优质肉牛、优质牛肉、高端品牌”的发展方向，着力建设优质肉牛繁育、优质饲草料生产、优质牛肉生产、产品研发和餐饮开发等全产业链发展体系，培育打造“秦川牛”大品牌，提升地方黄牛品牌价值，增加养殖效益、引领整个肉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陕甘宁革命老区乡村全面振兴，为促进我国地方黄牛肉选育和全产业链高效利用做出成功示范。

昝林森委员：建立健全粮食安全保障利益补偿机制

民为国本，食为民天，粮食问题是关乎民生吃饭的大问题，更是维系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础。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稳定并完善种粮农民补贴，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深化多渠道的产销协作，更好地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确保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底线。根据对我国粮食生产的调查，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粮经利益失衡，影响和制约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供给积极性。“产粮大省”“种粮大县”多为“经济弱省”“财政弱县”；农民收益与粮食产量成负相关，影响政府“抓粮食”和农民“种粮食”的意愿和积极性；粮经发展倒挂，加剧了耕地“非粮化”，直接影响粮食的稳定生产。

二是价值与价格背离，导致粮食主产区和粮食生产经营者很难获得与其贡献相符的经济补偿。目前国家对农业补贴仍处低水平，与国外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粮食补贴措施依然难以平衡产粮大省、大县、大户和非粮产业的利益关系。

三是产销区粮食生产协同机制缺乏，影响主产区粮食安全生产共同体的建设。作为粮食主销区的经济发达地区，在国家层面，没有明确规定对主产区粮食生产设施建设投入、粮食生产经营的补偿政策，导致主产区与主销区缺乏协同进行粮食安全生产的保障机制。

为此，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陕西省委副主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昝林森建议：

第一，在加大对粮食生产投入的同时，可考虑改革税制，启动征收经济作物生产调节税。在国家不断加大粮食生产投入和补贴尚难产生更大种粮吸引力的情况下，可考虑启动征收耕地非粮化经济作物调节税，作为粮食生产区和种粮农户经济补偿金，由国家宏观统筹，保障粮食生产区和种粮农户利益。在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对规模化从事非粮食作物的果蔬等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作物，根据其种植规模、经济效益、收益所得等，估算粮农补偿面积，确定补偿标准，测算利益补偿额度，建立有差异的农业生产税收征集制度，确保种粮农户的利益。

第二，建议启动征收保障粮食安全省际合作横向补偿机制，即经济发达省非粮生产区向经济欠发达省产粮区补偿。根据粮食主产区对粮食安全的贡献度，由国家统筹，向经济发达省份和粮食主销区，根据其粮食消费情况，每年征收一定比例的财政补偿税作为粮食主产区财政补偿金，通过资金跨省占补平衡生产收入的形式，激励调动经济欠发达产粮区政府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安全。

第三，构建主产区与主销区粮食安全生产的协同机制。鼓励主产区粮食加工企业、销售企业等各类资本进入粮食生产区，通过市场双方自由议价方式，探索形成双方都能接受的“粮食权”交易价格，探索地区间、生产区、生产上下游等“粮食权”交易方式和制度；鼓励粮食主销区省份与粮食主产区省份主动对接，主动参与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种业、耕地保护、农机装备购置等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建设投入，支持主产主销区共同构建保障粮食安全的命运共同体，促进粮食生产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