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 首页 - 新闻焦点

关于西农精神的研究综述(四)

西农精神的内涵(3)

二、脚踏黄土、情系三农。它是西农精神的本质特征和精神内涵,是学校几代农业科教工作者心之所属、情之所钟、梦之所行,是西农精神的现实出发点和梦想的归宿。学校建校80多年来,学校一代代农业科教工作者怀揣“建设西北”“开发西北”梦想,与黄土地为伴、以黄土地为家,以改造黄土地为业,行当代“教民稼穑”之为,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现代化,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功勋。                                                                

1.在奋斗目标上,“脚踏黄土、情系三农”集中体现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誓把黄土地变成“黄金地”的执着信念。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公元8世纪以后,黄河下游泛滥、决口、迁徙次数增加,灾害频繁,成为一条害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治黄建设成就斐然,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水患未根本消除。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在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涌现了一大批笃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践行者。

朱显谟是我国黄土区土壤及土壤侵蚀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者。1959年,朱显谟积极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毅然告别了生活和工作条件优越的南京,举家来到地处西北农村的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前身),在黄土高原工作的50多年里,他实地考察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20多遍,三次跨越昆仑,提出了“没有季风就没有黄尘的降落;没有植被的及时繁生也就没有黄土高原”的科学论断和风成沉积的新理论,概括出“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坬”的“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解决了长期以来“‘广种薄收,薄收更广种’,下游河堤‘越加越高,越高越险,越险越加’‘河床愈高,断流上溯愈快,历时更长’的恶性循环。” ,为了“黄河不清,我死不瞑目!重建黄土高原土壤水库是治理黄河的根本……”这个梦奋斗了一生,黄河流失土壤泥沙由每年13亿吨减少为3亿多吨。

著名树木学家、林业教育家牛春山教授,从事林业教育与林业科学研究50余年。1933年7月,在“开发西北”的号召下,只身投奔陕西,被聘为该校林科教员兼农场主任。先后任附设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森林科教员兼主任、森林科教授兼主任、西北农学院林学系教授等职。在时局混乱的年代,恪守“小楼一统”的信条,孜孜不倦,埋头苦学,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亲赴甘肃、宁夏、江苏、广东等省(区)作森林调查、采集标本。在陕西二上巴山、四登太白,去陕北风沙区亲自作调查研究,向学校提出在秦岭宁陕县建设火地塘教学试验林场,在校内建立标本室和实验室,在学校附近设立林业试验站和树木园等建议并付诸实施。另外他注重立足国内+借鉴国外相结合,主张验证重于讲授,教学结合生产,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总结出“多采集、多解剖、多鉴定”的“三多”教学经验,编著专著《中国重要树种特性》《太白山森林调查报告》《陕西树木志简易本》和《陕西杨树》等,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终于成为我国树木学界的著名专家。

著名水利教育家、泥沙专家沙玉清,长期从事泥沙问题研究,是我国早期研究泥沙问题的专家。1937年,沙玉清接受学校聘请来校任教,并担任了农业水利系第一位主任,在他的努力下,水利组师资队伍不断扩大。1939年,水利组改为农业水利系,沙玉清很快意识到,为了我国农业水利事业,除了开展农业水利本科教育,迅速培养一批农业水利本科毕业生以外,还必须着手培养更高层次的农业水利教育的科学研究人才。在他的努力下,学校于1941年秋成立了西北农学院农田水利研究部,随即开始招收研究生,这也是我国培养农田水利教育与科学研究高级人才的开始。沙玉清为传承发扬好李仪祉先生倡导的“水利事业之最高意义,在于谋全民族的幸福”遗愿,决心探讨泥沙运动规律,并拟筹建“仪祉水土经济试验室”,1940年11月中央水工试验所与西北农学院合设武功水工试验室并兼任该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室扩建为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他担任该所所长,成为我国较大的水利科学研究中心之一。在科研经费、物资均甚缺乏的条件下,沙玉清克服各种困难,自制试验设备,坚持“水利必须为农业服务,治黄要重视泥沙问题”,完成了泥沙沉速试验、油泡测速试验、浑水滞性试验等试验研究,发表了《泥沙分类命名之商榷》《物体沉速的基本规律》等10多篇论文,并编撰出版泥沙问题《泥沙运动学引论》等专著,成为我国第一部自成体系、公式实用,有独到见解的泥沙专著。1966年10月30日,为我国水利教育事业、泥沙研究奉献了37年的沙玉清与世长辞。

2.在人生情怀上,“脚踏黄土、情系三农”集中体现为农业科教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改善民生为己任的赤子之心、至诚之道、家国情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鲜明表达,是不断丰富与发展着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观在新时代的理论集成创新。

1922年,李振歧出生于河北遵化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目睹病虫害给广大人民造成的惨重损失,立志要为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努力奋斗。1950年,小麦条锈病在我国广大麦区猖狂肆虐,导致全国小麦总产量损失达120亿斤,形成巨大的农业灾难。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专门成立了小麦条锈病防治的全国性协作委员会,当时只有24岁的李振岐作为科技骨干参加了这支协作攻关队伍,此后几十年如一日从事植物病理学教学、研究和成果推广等工作。他克服缺乏资金和设备等重重困难,经过长达6年的艰苦探索,在国内首先解释了陕、甘、青小麦条绣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防治途径,为进一步开展全国小麦条锈病流行体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初次的成功并没有让李振歧陶醉,五十年代中期,他又围绕小麦品种抗条锈病很快消失,给小麦生产造成严重威胁等农业难题,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系统研究,探明了小麦品种抗条锈病丧失规律,累计挽回小麦损失3亿多公斤,使得我国在小麦条锈病研究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他也一举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我国小麦条锈病研究和植物免疫学领域的主要奠基者,实现了他“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为从根本上解决小麦条锈病对我国北方小麦生产的威胁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使黄土地上的绿色更加翠绿,黄土地上的丰收更加金黄。

“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是科学家共同的理想、目标与情怀。畜牧学家、奶山羊育种专家刘荫武教授从小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立志学习畜牧,为振兴祖国服务。1935年,他留学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从日本辍学回国,来到西北农学院学习畜牧。面对国外的质疑,他决定改造被称为“贫民的奶牛”的奶山羊,让它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从此,他与奶山羊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研与推广紧密结合,率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奶山羊研究室,在奶山羊良种选育、饲养技术和羊场经营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因他主持选育的“西农莎能奶山羊高产品种群”,因体型好、产量高、群体大而驰名中外,迄今已推广至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在国内畜牧界享有很高的声望,被农民亲切地称为“我们的羊教授”。为切实解决我国人民的蛋白质营养问题,在教学科研的同时,他还向中央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准确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发展奶山羊和建设生态农业呕心沥血。逝世后,他毅然舍不得自己的奶山羊事业,选择与青山羊群相伴,将自己的骨灰安放于跃先村,他的这种报效祖国、爱岗敬业、为民富民的精神,把责任和使命扛在肩上,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刻在了老百姓心上的责任担当,激励一代代农业科学家扎根山村,接续奋斗,带动全省奶山羊事业走在全国前列。

林季周是新中国培养的农业博士。1951年,他大学毕业后,积极响应国家到西北、华北和东北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主动申请到最艰苦地区的大西北工作,被分配到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技术室工作。1952年,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他又调入该所工作,主要负责西北各省区农业试验农场的管理等工作。1956年,进入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深造,期间受到来苏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深受鼓舞,决心为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事业发展贡献一生。回国后,他全身心投入到科研课题的研究中。60年代初,国家面临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解决粮食供给成为当时最大的难题,林季周临危受命,开始主持玉米育种工作。虽然都属于作物育种,但水稻育种和玉米育种,无论从机理上方法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除自己潜心钻研外,他虚心向前辈学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很快陕西的玉米育种和栽培研究便有了起色,成为我国较早提出利用玉米单交种的理论,先后主持育成了武字号玉米自交系和陕字号玉米杂交种各十多个,使陕西玉米单产由100公斤提高到150公斤以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民展示出了一个新中国培养的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

3.在事业追求上,“脚踏黄土、情系三农”集中体现为扎根黄土地,执着写春秋,服务农业科教主战场,奋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使命和担当。

著名旱地农业与作物抗旱生理学家山仑院士,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研究所(现水土保持研究所)工作。当时的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广种薄收,乱垦滥伐,水土流失十分严重,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黄土高原令人震撼的贫困与落后景象,深深刺激着山仑的心,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于是他下定决定将作物生理与旱地农业结合发展相结合,着力解决干旱,增加生产。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始终把黄土高原作为自己科学研究的主战场,潜心致力于旱地农业与节水农业研究。20世纪八十年代,山仑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利用科技成果转化改变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穷困地区落后面貌的指示要求,担任宁夏固原县委副书记。在扎根固原的十年里,他带领团队针对宁南山区农业投肥严重不足等问题,沿着“退耕、改制、种草、还牧”的方向,通过“试验示范区+科研试验点”的示范推广,探索着旱地农业良性生态体系的新路子,主持的“农林牧优化结构模式与增产技术”被国家科委列为1990年百项重大推广项目之一,编撰的著作《黄土高原旱地农业理论与实践》被认为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旱地农业科学技术,“一种新型抗旱剂-钙与赤霉素合剂的研制及在旱作农业生产上的应用”“小麦新品种宁冬1号的选育”“固原县旱作农业增产体系及依据研究”等成果在生产上广泛应用,成果推广面积2000多万亩,累计增产粮食10.5亿公斤,累计经济效益12.5亿元,为改变宁南粮食生产长期在低产水平下徘徊局面,解决群众温饱发挥了战略性作用。以山仑院士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通过接力奋斗,让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水青山,让绿水青山迈向金山银山。

“热爱祖国、扎根西部,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他所热爱的农业经济教学、科研工作及农业高等教育管理事业,为促进中国农业科教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这是对农业经济管理学家、农业教育家万建中的最中肯的评价。1936年,年仅19岁的万建中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先后被安徽大学和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录取,最终他选择更加偏僻荒凉的西北高原,并选择扎根留校,从此将自己的全部青春人生定格在大西北的农经事业里。1945年他取得留学赴美资格,留学期间,他忧国忧民,经常关心国内政治局势。1950年,留美回国后的他,毅然谢绝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重新回到西北农学院继续任教,历任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主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副院长、院长、兼任陕西省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协调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发挥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优势,理论联系实际开展科研教学,深入西北各省(区),对干旱半干旱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状况进行实地考察,主持完成“陕西省乾县农林牧综合试验区”建设及陕西省渭北高原开发研究重点课题、宁夏盐池县农村资源开发与经济综合发展等重点课题。首次采用模糊聚类分析法,对乾县北部地区土地资源利用进行分区研究。在时任院长康迪的亲自领导和主持下,积极推动西北农学院干旱半干旱农业培训研究中心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中心主任,主持创办中国首个专门研讨干旱地区农业开发问题的学术期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为我国农业教育及农经与管理学科的改造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汗水洒进黄土中。不问生前身后事,只求初心天地间。”这是对扎根农村50余年,80余岁高龄仍奔忙在渭北高原实验田;爱国为民、无怨无悔,敬业守职、不计得失,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立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阐释。23岁的他,遵从父命学了农,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农科院植保所工作,从此,他便与土地、与农民结下了一世不解之缘。20世纪八十年代初,陕西每年粮食缺口达1.5亿公斤之多。为改变这一局面,省上决意在渭北高原开辟“第二粮仓”,李立科临危受命,打起铺盖就来到了渭北旱原合阳县甘井乡。在这个当时人均年纯收入35元、口粮分不到300斤、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他怀着“让大家能吃饱肚子”的朴素信念,开始了艰难的探索研究,提出的“以磷促根,以根调水”方案,使小麦亩产由一百多斤提高到四、五百斤,一举使陕西一年增产小麦8亿多公斤,多年来令他寝食难安的农民饿肚子的问题终于成为过去。身患绝症的他不满足仅仅只是填饱肚子,如何让小麦高产成为他奋斗的新方向。他提出“留茬免耕秸秆全程覆盖”技术,试验田里小麦亩产达到437公斤,玉米亩产达到600公斤,这项技术不仅使粮食增产,节约了灌溉水,解决了水土流失问题,更给当地带去了无法估量的变化。他用青丝到华发,从年少到迟暮的朴素的初心和满腔的热情,创造了陕西农业史上破天荒的奇迹,被誉为陕西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为富民强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编辑:王学锋

终审:郭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