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西北农学院附设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十分困难，15岁的我到西北农学院当工人，后来代替父亲负责西农文书组外收发工作，1946年下半年，我基本上认识了全校教职员工，通过投递邮件也认识了很多进步同学。

那时，我一方面通过“西农书报社”销售报刊，一方面负责投送全校的信件。

旧政协破裂后，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爱国运动蓬勃兴起，西农的进步师生和外界联系日增，有进步同学找到我，说他的邮件可能被人扣压，希望我加以注意。

为了让这些同学的邮件不出意外，我利用天天和邮局打交道，可以直接进入他们内部的方便之机，每天上班之前先到邮局门口守候，上班邮袋拆封时，我就把所有寄到学校的邮件拿到手中，让他们没有机会扣压。

当时收到较多的是苏联驻华大使馆寄来的宣传材料，凡是这类材料，我尽量直接交给收件人，避免被人劫走。当时向苏联大使馆索要材料的有两类，一是平时追求进步，为及时了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人民的生活情况，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去了延安，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另一类只是看看，并不是深入了解。时隔几十年后，曾在中南财经大学任图书馆长的沈继超（后改名沈平）来西农时还特别提到他们在学校读书期间我为他们护送邮件的情况。

除此之外，我对进步同学组织的“邰岗书刊供应社”的邮件给予了特别关注和保护。由于邮件并没有写收件人姓名，只写“邰岗书刊供应社”，而且经常告知我改换收件人，我都按他们的要求投送给收件人。曾在陕西省农牧厅工作的江鸿同志回忆说：“这些书刊都是通过设在西北农学院北院墙内的一个小邮局寄来的，感谢当时的小邮局，寄来的书刊都能及时收到。”

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打破了西农与外界隔绝的情况。学校的反动分子想通过邮局检查扣压进步老师和学生的邮件的阴谋难以得逞，于是就想用强抢的手段达到其目的。1947年6月1日下午，三青团骨干分子靖钦恕从我手中抢走一捆信件，其中有《大学新闻》寄给马振同志的信件。我与他据理力争，质问为什么从我手中抢信件，说你如果不给我，我就通知马振找你算账。靖钦恕做贼心虚，无奈把信还给了我，我即从学校东边去西边学生宿舍找到马振，把刚才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马振对我说，靖钦恕是个反动家伙，他不敢拿走，如果他要拿走就要收拾他。

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意外，我让母亲专门做了一个有几层口袋的大包，分别装各类邮件，并把重要邮件装在最里层，从而有效避免了被抢情况的再次发生。

（作者赵世明系我校离休干部，曾任学校综合档案室主任。）

编辑：张晴

终审：徐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