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好汉
——缅怀恩师石声汉教授

商寿岩　60届土壤农化系毕业生　

　　在人生的旅途中，领路人的影响十分大，领路人中一是父母，二是老师。从小学到大学有很多老师给了我多方面的教导，至今铭记在心；从教授知识到做人，从言传到身教。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就是教“植物生理”和“生物化学”的石声汉教授。

　　1956年秋，我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进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入学后，在宿舍楼板报栏里看到系里多位著名教授介绍，其中最醒目的，一位是中科院学部委员虞宏正，一位是生物化学家石声汉。

　　初次见面，石声汉给我留下了怪老头的印象。我至今记得，国庆节过后，天气凉爽宜人，人们大都只穿两件单衣，我在校园公告栏前，却见到一位与众不同的老者，身穿一件浅灰色传统厚长衫，耳朵上戴着一对毛耳套，还戴着口罩，只遮着嘴。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身体不大好，怕冷。我很好奇，便走上前去仔细端详：清瘦的面庞上有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留着一缕山羊胡子。这个人是谁？正好旁边一位高年级同学看到我那好奇的样子，轻声地告诉我：这就是石声汉教授。

　　“首先承认自己无知”

　　到了二年级，石声汉先生给我们主讲“植物生理”课，因为他身体不太好，上课前在讲台上放一个藤椅，他可以坐着讲课，但他一般尽量站着讲。他的板书一丝不苟，写出的字多为繁体，工整清晰，看着他写的字，简直是在欣赏书法艺术。他也偶尔在藤椅上坐一坐，还要转身过来板书，有一次转身快了一点，身子一摇，倒在了讲台上。这可吓坏了同学们，赶快把他扶起，请来了校医急救，之后送回家休息了好几天。

　　20世纪50年代，学校多数课程都没有统一的教科书，一般都由主讲老师编写讲义，石声汉先生开课后，没有立即发讲义，我们只能在课堂上记笔记。他讲课语言简练，用词确切，逻辑严谨，如果完整地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的文章；但是他的声音比较小，基本上不重复，虽然语速较慢，但要完整地记下来还是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求尽快发讲义。一次课后，五六个同学又问石声汉先生讲义之事，先生说：“关于‘植物生理’讲义原来有一份，但是我觉得还不完善，所以未给大家发放。现在有些人，只是一知半解，就要著书立说，误人子弟，太危险了。”最后他加重语气说，遇到不懂的东西，“首先承认自己无知”，然后好好去学！后来，“植物生理”讲义还是发给了大家，拿到讲义后，大家读到的不仅是植物生理的科学知识，更像是读到一部文学作品，爱不释手。“首先承认自己无知！”这是高规格的做人原则并伴随我一生。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学校基本停课，要种试验田，系上召开全体师生誓师大会，“丰产指标”要保证达到亩产小麦几万斤。我想，按照石先生的教导，这个事情我没干过，世界上的人也没干过，都应该是无知的，可是系上这几百人却“信心百倍地”异口同声地“保证”达到此目标，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是无知的！就在那时，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冒天下之大不韪说：“我保证不了！这是全世界都没达到的指标，我没有这个本事。‘争取’可以，‘保证’不了。”究竟能不能达到几万斤的产量？一些同学去请教石声汉先生，他详细计算了一亩地如果能产万斤小麦的穗数、粒数和重量后说：“头重脚轻，必然倒伏，倒伏必成瘪粒，哪里来的万斤？”在众多“能工巧匠”的精心培育下，第二年夏收前，田间的景象完全是石先生的预言：倒伏、青干、瘪粒。这时，既听不到慷慨激昂的“誓言”，也看不到“不可一世”的面孔了，最后究竟达到多少产量，也没公布；但说了实话的我，从此“反对大跃进”和“候补右派”的帽子就戴在头上了。可是我从不后悔，我履行了石先生教我的做人准则，对得起科学和良心，我为是他的学生感到骄傲。

　　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开始梦寐以求的科学研究，石先生“首先承认自己无知”的教导始终是我科研工作的“指南针”。我先后承担多项环境研究课题，面临着多种自己不懂和不熟悉的东西。但我思想上没有压力，因为我“无知”，所以虚心向老师和同志请教，查阅有关资料，多做几次试验，多动脑筋琢磨琢磨，问题也就解决了。在这一过程中，我充分享受到“无知”的舒心和快乐。

　　“你们都成石声汉就好了……”

　　大跃进开始前，石声汉先生《齐民要术今释》四卷本完成后，辛树帜院长主持，在三号楼展出了石声汉先生古农学研究成果。同学们看后，震动不小，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贾思勰是何许人，更不知道他在一千四百年前写的《齐民要术》这么伟大。看完展览后，大家非常振奋，感到很自豪；同时议论最多的是石先生是生物化学家，怎么有这么深的语言文学功底和如此渊博的科学知识，吃透这么古老难读的古籍？怎么如此精通外语并把它介绍到国外去？从此同学们心中有了一个深刻的记忆：我们学校有一个不平凡的人！他叫石声汉。

　　不久，大跃进、大批判、大辩论开始了，学校要批判“崇洋媚外”“厚古薄今”。批“厚古薄今”，石先生这么明显的“靶子”能躲得过去吗？于是，在四号楼4129教室举行了石声汉批判会，到会师生不少。先由石先生说明为什么要搞古农学研究。石先生说，他在国外听到，这个发明、那个创造都是外国人搞的，他们就不知道我们中国在一千多年前就有这么多的科学成就，这么高的技术水平，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叫他们看看，长长中国人的志气！这时候同学们嘴中不说，心中都很佩服这个瘦老头的志气！接下来几个外系同学拿着预先写好的稿子在台上念了起来，因为他们就没读过《齐民要术》，因此稿子念得磕磕绊绊，大家听得不知所云。正在这时，辛树帜院长拄着拐杖气冲冲地奔上讲台，舞动着手里的拐杖大声疾呼：“你们知道石声汉是谁？我从他十二岁看着他长大的……”接着辛树帜院长讲述了石声汉先生从小家庭如何贫寒，如何勤工俭学，怎样品学兼优公费留学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在教学科研岗位上又如何敬业执着，成绩斐然等等，如数家珍，同学们听得入了迷。这时整个会场的气氛不是批判会而是表彰会了；被批判的人不是被否定而是被敬重且留在人们的心目中。会议的主持者没想到把会开成这样，赶紧上台，阻止辛院长讲话，最后，辛院长又大声地说了一句：“你们要都成了石声汉就好了！”然后拄着拐杖愤然而去。

　　会后，在年轻人的心里，什么是“厚古薄今”没什么印象，而两位师长之间的情谊如此之深，却打动着每个年轻人的心:“我能成为石声汉吗？我真的成了石声汉该多好啊!”在这个会上，被批的“对象”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偶像”：一条好汉——石声汉；一面旗帜——辛树帜。

　　“做实验，没做一百遍，就说你会了？”

　　1958年，大办工厂，我干的工作是从稻壳中提取糠醛，在这个过程中残留很多焦油，如何处理这些焦油，我去请教石声汉先生，他反过来问我：“你做过酚酞滴定吗？”我一听就知道，有文章了!我本来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做过”，可是我知道这不是他要求的答案，他的话里有话。石声汉先生看出了我的心理，对我说：“做实验，没做一百遍，就说你会了？”学校里课堂上的实验，教的是方法，做完这些实验，过程知道了，但真正要掌握它，还要经过多次反复，最终才能掌握，这时才能说会了。这次的请教对我的触动太深了，它和“无知”的教诲是一样的，体现了先生对科学认真严谨的态度。

　　在环境科研工作中，我始终坚持了反复试验这一原则。从事硼污染研究，先后采样分析3700余样次，取得的成果解决了多年未了的污染纠纷，课题先后两次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

　　学外文要多写并反复修改

　　1960年秋，我大学毕业了，根据“政治表现”，被分配到处于沙漠地区的沙苑农场。工作是背着行囊住在生产队里“整风整社”，外带着统购统销收鸡蛋。原来满脑子的“专业”“抱负”变成了一片茫然。一段痛苦的思考后，我觉得光阴不能虚度，这里虽然条件艰苦，但有较多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干什么？学外语是可行的。于是我工作在哪里，就把辞典和俄文书带到那里，人不寂寞了，情绪也平静多了。

　　一次，我回西安探亲，在外文书店买回一本俄文版《作物的生物化学》，内容十分丰富。但有关此书的背景资料我并不了解。这时，想给石声汉先生写信，但又怕干扰他繁重的研究，而且他的身体又不好。反复纠结中，我与同班同学汪文魁给先生写了信，问及这本书的有关情况。时隔月余，收到了先生的回信，主要内容如下。

　　文魁寿岩两位同学：

　　关于《作物的生物化学》所提问题重复如下：书是好书；听说已有人译过，但何时出版很难说定。目前纸张和印刷能力都还相当紧张，可能要先紧教学最需要的教材先印，然后才能排到参考书。你们为了练习翻译，用它做材料很好。对翻译，我过去有一个看法是：凡翻译者没看懂原文时，读者便无法读懂译文。现在还是这样想，许多朋友也有同一感觉。

　　学习外文我没有什么好经验。还是中学读书时从所读的《富兰克林自传》里得到一点启发：要学会写，先得多写。富兰克林的办法是把一段好文章的大意摘记出来，根据自己所摘记的和原文对照，把不符合的地方，用记号记下；过几天，把做过几号的地方修改一遍，再和原文对。这样反复几次，写过多篇后，写的技术就进步了。我自己就用译过来（译成中文），再译回去（译成外文），反复改正几次的方法，得到一些提高。可能这方法对大家还有点用处。

　　　　　　　　　　　　　　　　　　　　　　　　　　　　　　　　　　　　　　　　石声汉
　　　　　　　　　　　　　　　　　　　　　　　　　　　　　　　　　　　　　　　1961年4月1日

　　收到先生回信后，知道他支撑着病体指导学生学习，更感师生情谊的温暖，孤独感减轻了许多。之后，按照先生的指点，我投入到外语学习中。1962年秋，我翻译了俄文版《无机肥料及其应用》，大约9万字。改革开放后，参加高级职称外语考试，当年学习外语的效益显示了出来。经过两个多月的复习，自己以94分的成绩顺利通过考试。

　　时间又推移了三十年，当年的学生已年逾古稀，但老师的容颜清晰可见，老师的教诲和要求铭记在心，对老师的怀念之情也更加深远。

　　2009年清明节，我的同窗好友赵文明（石声汉先生的研究生）、李宝山和我一同来到杨凌，拜访了石先生的三位子女：定扶、定桓、定朴，并一起到新建成的杨凌墓园给石声汉先生扫墓。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今天社会环境稳定，人民生活步入小康，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先生追求的“科学救国”的理想，已融入“科学发展观”的国策，在祖国大地上变为现实，先生可以含笑九泉了。

　　　　　　　　　　　　　　　　　　　　　　　　　　　　　　　　　　　　　写于2009年5月28日

 

　　商寿岩，男，1936年3月出生，北京市人，高级工程师，1960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先后在兰州军区兵团农师四师、西安市郊区环保监测站、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曾任《陕西环境》主编。1996年退休。献身水利科教的一生。

编辑：孔亮

终审：杨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