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恰巧也是我校王建辰教授诞辰100周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段恩奎校友作为王建辰教授入党介绍人之一，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回忆了一位老知识分子不平凡的入党历程，以及他执着追求崇高理想，为畜牧兽医事业奉献一生的家国情怀。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内曾涌现出了千千万万个像王建辰这样的优秀人才。正是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能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不懈努力，才构筑起了强大的中流砥柱，胜利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圆满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知识分子党员王建辰教授，在88岁米寿之际，给他的入党介绍人写了人生最后一封信。他列举的第一条竟然是“政治方面，您以快刀斩乱麻的速度，排除了障碍，解决了我20多年来渴望入党的夙愿”。

这位老知识分子从1958年递交入党申请书起，到1982年6月23日光荣入党，整整经历了24年漫长的组织培养和各种考验，他用54年践行了入党申请书的诺言，用教书育人、科技创新、服务三农的累累硕果诠释了一位老知识分子、优秀共产党员的初心。

24年的执着追求

何谓“障碍”？为什么要“快刀斩乱麻”？

1979年1月，西北农学院召开大会，党委宣布为王建辰等282名教职员工、家属公开平反，当晚，他兴奋不已地向党支部写了一封思想汇报:“我1958年向畜牧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家庭地主成份的影响，虽然在工作中受到信任，逐渐担负重任，而在政治思想上则一直落后于许多同时代的同学和教师。”

除过地主成份外，解放前王先生还先后参加过“战地青年服务训练班”“三民主义青年团”“新农村社”“雁社”等组织，主编出版过《友踪》等刊物，加上王先生属于解放后被改造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凡此种种，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是王建辰先生入党的障碍。有人甚至质疑，这么复杂的历史背景，他还要求入党，莫不是想在红色染缸中漂一下？怀疑他的入党动机。

尽管在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革”结束后，王建辰先生曾陆续向党组织写过学习心得、思想汇报等，一直初心未改，执着追求，但是，始终没有谁敢于“冒险”，真正认真考虑他的入党问题。

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句最强音响彻祖国大地，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知识分子要勇攀科技高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聪明才智。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1980年，畜牧兽医系也迎来了一位年轻的系秘书—何建民，他机敏干练、思想解放、敢做敢当。当他看到年近花甲的王建辰教授弯下腰半站着为开展《山羊胚胎移植》科研课题而仔细观察显微镜下的胚胎时，悄悄买了一把可旋转、能升降的软皮圆凳送给他。那时，王先生教书育人、科研攻关的事迹已经开始见诸校刊，引起何建民秘书的关注，便开始关注王建辰先生。

当何建明当选为兽医临床课教工党支部书记时，问我（时任支部宣传委员）：“王老师要求入党20余年，各方面表现很好，为何未能入党？”我向他汇报了自己略知一二的所谓“障碍”，于是，他亲赴档案室、仔细查阅组织档案（积极分子入党申请书、学习心得、思想汇报）和人事档案，几天后找到我说：“我希望段得贤教授和你能够作为王建辰同志入党介绍人，从现在开始研究他的材料，教工党支部将正式考察王建辰同志入党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最终能够解决，有可能作为风向标，团结、吸引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靠拢党组织，使他们放开手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共同讨论了调研考察方向，决定首先梳理所有历史问题，逐条分析、得出结论，核心是7个历史问题中的“战地青年服务训练班”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两项，以及现实问题—王建辰同志为什么20多年不懈追求入党，即便是经历了“进牛棚”“劳动改造”的艰苦考验，也没有放弃，其动机到底是什么？

经历了无数次政治运动和“文革”的老知识分子，每个人的档案都有满满2-3个标准袋，有些人的甚至还更多，时间跨度从1949年-1980年30多年，涉及个人思想汇报、群众检举揭发、组织外调及审查结论、以及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等材料。要研究清楚所谓7个历史“问题”，既要尊重事实，又要理清思路。“快刀斩乱麻”，因为对于一位迫切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来说，20多年确实是等得太久啦！组织上充分理解王建辰先生的追求和期待。

经过仔细研究档案和走访一些当事人，基本上厘清了事实。所谓7个历史“问题”，大部分是顺应1936年至1949年解放前历史发展轨迹的产物，有些是同窗联谊、互助择业的交流途径与平台。其中“战地青年服务训练班”，是1938年暑期由国民党陕西教育厅和陕西省党部举办的。出于迫切希望上前线杀日寇的目的，年仅17岁的热血青年王建辰匆忙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训练班。未料到国民党打着抗日的旗号，将青年学生骗进去，但训练班上主要讲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宣传国民党的政策，挟杂一些对共产党的侮蔑之词，并未讲在战地如何工作，显然是为国民党培养势力。由于受到进步学员的反对，连结业典礼的合影都未拍成，以后便销声匿迹了，当然也不存在“战地服务”。

“三民主义青年团”，则是王建辰1939~1942年在陕西城固西北师范学院附中上高中时按照学校硬性规定，高中生集体参加的，徒有其名，并无任何活动。上述所谓7个历史问题，王建辰在解放初的教师履历表和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的汇报材料中也曾经有过清楚地表述。

主要历史问题已经研究清楚了，那入党动机呢？

机缘巧合，王建辰与中国共产党同日诞生（旧历1921年5月26日出生，公历恰好是1921年7月1日）。真正让王建辰萌生入党念头的是，他目睹了“双十二”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别是新中国成立9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人民当家作主、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盛况，学习和了解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产党员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看到在新中国建设中勇挑重担、任劳任怨的还是共产党员的真实情况，思想深受洗礼。

于是他询问当时一位党组织负责人“我能申请入党吗？”，该负责人说：“我们党员队伍没有名额限制，只要够条件，就吸纳”，“就像打仗需要英勇杀敌的战士一样，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同样需要越来越多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精兵强将，团结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国家才能发展得更快。欢迎你先参加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接受组织培养和考验”。

一席话深深感染了王建辰，于是他郑重做出决定，用忠诚书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递交党组织。既然已有承诺，就得一诺千金，矢志不渝，从此，王建辰先生坚守了20多年。直到1982年6月23日，经兽医临床课教工党支部大会讨论，党员举手表决，全票通过同意王建辰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会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少与会党员眼含泪花向他表示欢迎和祝贺。

用54年践行诺言

“……不管组织上能否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都会从现在起，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各项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接受组织考验”, 王建辰同志在1958年入党申请书中这份庄严承诺， 54年一以贯之地践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国家建设和快速发展的巨大需求与畜牧兽医人才的极度贫乏形成了巨大反差，王建辰与陈北亨先生一起多方呼吁，身体力行，终于在大西北先后建立起了新中国最早的兽医产科学专业，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自己的大学生、研究生，用他们的赤子之心和坚毅勇敢奠定了中国兽医产科学、家畜生殖内分泌学和胚胎工程学长远发展的基础。但当两位老同学、老朋友出现竞争时，王建辰先生则默默地选择谦让。1983年申请兽医产科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当时甘肃农大也申请，由于王建辰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并参会评审，便当场声明放弃，先批准甘肃农大上马，1986年他自己又重新申请而顺利获准。

20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畜牧业有了很大发展，陕西养牛存栏数剧增，但不孕症严重制约了畜牧业生产。王建辰先生等选择了当时养牛最集中的陕西凤翔县作为大批培养农村兽医人员的基地，深入公社、大队开展不孕症普查和技术人员培训，编写了《役畜不孕症防治》小册子进行科学知识普及，使基层兽医工作者和农民群众从科学技术中得到了实惠，受到了农民朋友的高度赞扬和拥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使王建辰先生未能幸免下“牛棚”和“劳改”的厄运。但是，他白天接受异常艰苦的“劳动改造”，晚上钻研业务，整理兽医临床经验，编写《羊病防治》，并积极联系重庆科技情报所，翻译《国外畜牧兽医文摘》等。由于他酷爱科学、执着追求，即便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坚持读书、学习、研究，因而，当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迎来“科学的春天”的时候，王建辰先生能够一跃成为兽医产科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参编兽医产科学全国统编教材、主编《兽医产科学丛书》《全国兽医产科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家畜生殖内分泌》，主持奶牛、奶山羊胚胎移植项目，与上海及西北农学院基础部的老师合作人工合成前列腺素，并在国内最早开展了前列腺素在畜牧兽医领域的应用。

王先生根据国际科学发展态势和中国的战略需要，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及时布局了“家畜生殖内分泌”和“胚胎工程”两大研究方向，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家畜内分泌研究室，为国内数十所高校、研究单位培养了一批能够从事家畜生殖内分泌、兽医产科学和胚胎工程教学科研的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员，同时也亲自指导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研究生，这些研究生有的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奥地利等国进一步深造或工作，绝大部分已经成为我国兽医产科学界的中流砥柱。其中有些已经成长为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或动物医学院的领导、地市级研究机构负责人，有的创办了畜牧企业、服务社会，有的选育了优良畜种，为农民增收、脱贫做出重要贡献，有的还担任了高校或国家级研究所的领导职务、有的成长为国家重大项目的咨询组专家、专家组负责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急需向发达国家派出一大批留学人员。当时教授很少，陕西省生命科学领域很多即将出国深造的中青年同志都需要王建辰先生写推荐信，王先生虽然教学科研任务十分繁重，却能踊跃承担大量留学生的推荐任务，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劳动，为推动陕西省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建辰先生80岁才彻底离开了工作岗位。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时，虽已基本失聪、失明，顽强地与病痛抗争，但他仍然摸索着亲笔为自已写下了“挽联”：“赤条条高声来人间，空荡荡含笑去天国”，委托我邀请贺信义教授书写成红纸黑字对联，摆放在身着寿衣、挥手告别的自己身体两旁，让家人拍照和拍摄视频，创造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活人告别的“新作”。希望他百年后由家人将此照片和视频发给他分散在海内外的弟子和亲友，避免他百年后大家耽误工作、旅途劳顿前往杨凌参加他的葬礼。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1958年以来，王建辰先生用了整整54年的心血、智慧、贡献和美德诠释了一位老知识分子、优秀共产党人的初心。

编辑：张晴

终审：徐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