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 2016年5月12日 第5版

　　2018年前，延安要在陕甘宁革命老区中率先脱贫！这是“革命圣地”吹响的脱贫冲锋号，延安儿女向贫困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在延安脱贫工作进入攻城拔寨的关键时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专题调研组来到延安市进行专题调研，为延安脱贫攻坚把脉支招。

　　洛川县、吴起县、志丹县、宝塔区、延川县、安塞县，8天时间，调研组深入到老区的沟沟峁峁，走进了农家的田间地头，踏进了窑洞，坐上了炕头，和革命老区的干部、百姓一起心连心、手牵手，摸实底、调实情……

　　调研组看到，移民搬迁扶贫、棚栽产业扶贫、苹果产业扶贫、养鸡养鱼产业扶贫、专业合作社扶贫、技能扶贫和福利院安置兜底扶贫等，延安已经涌现出一大批脱贫典型模式。不同模式的扶贫之路，精准地指向了延安贫困人口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保障……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脱贫工作任务重，时间紧迫。陕西省高度重视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工作，目标明确、行动迅速、措施有力、成效明显，为我国其他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马飚副主席的评价，代表着调研组全体成员的心声。

精准脱贫：一村一策，一户一策

　　延安，中国革命圣地。宝塔山、延河水、杨家岭、枣园、南泥湾，这些神圣、令人向往的符号背后，曾经是巨大的牺牲和奉献，也是一笔笔历史的欠账。

　　延安是一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由于长期的“一油独大”、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加上生产生活条件极差的黄河沿岸土石山区、白于山区和洛河峡谷地带的环境影响，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

　　“我县地处白于山区腹地，山大沟深，农民居住分散，一些山岭村、拐沟村水电路等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还未得到根本改变。仍有相当部分的群众居住在危旧窑房、斜坡、梁、峁、畔和狭窄沟道，规模产业和基础配套难以跟进，严重制约了群众脱贫增收致富。”志丹县委书记杨东平介绍，目前，县里仍有73个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刚达到脱贫线，1368户3229人脱贫基础不稳，且多数为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只能从事简单、低强度的劳动，就业增收渠道狭窄，脱贫难度大；一些已脱贫人口自身发展能力还不强，收入不稳定或者提升空间有限，存在脱贫标准一提高即返贫问题；还有一些人口因病、因灾、因学、因婚返贫的可能性较大。

　　在志丹县，多年来依靠石油工业支撑县域经济发展，谋划的工业产业园区刚刚起步，农业产业仍处于打基础、提效益阶段，服务业发展滞后，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缺乏可靠的产业支撑。

　　志丹县的情况实际上是延安市的一个缩影。

　　陕西省副省长冯新柱介绍，“十二五”以来，延安市累计脱贫24.18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8.97%下降到13.2%。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延安还有3个国家级贫困县，6个省级贫困片区县，4.54万贫困户、10.87万贫困人口。

　　秉着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延安市扶贫工作进入了全新阶段，全市确定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主线，坚持贫困村一村一策，贫困户一户一法，着重解决“该扶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帮助扶贫户脱贫致富。

　　这次提出的精准扶贫和过去的扶贫有质的区别。

　　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徐新荣介绍，“原来是普惠政策，现在是特惠政策。原来苗壮的就自己长起来了，苗细的大水漫灌就长不起来，所以提出来精准扶贫，形象来说就是滴灌，一村一策，一户一策。”

　　如何做到精准？志丹县出台的“十个一”扶贫机制是个典型：每个贫困户有一名结对帮扶领导干部，有一名镇村联户干部，有一个符合实际的帮扶计划，有一册记录详实的扶贫手册；每个产业户至少有一项致富产业，享受一笔产业贴息贷款或补助资金，至少有一人参加技能培训；每个企业至少安排一批贫困家庭待业青年就业，公益性岗位至少安排一批贫困户大学生就业，基层学校和医院至少临时聘用一名有资格的贫困户大学生；每个兜底保障户至少有一人享受五保、低保等保障政策待遇。

　　志丹县县委还出台了《精准扶贫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办法》，政府县长与每名帮扶干部签订目标责任状。建立了“月督查、季报告、半年小结、年终考核”的工作机制，县精准扶贫办通过月督查、季评估，对脱贫难度大的及时预警。

产业脱贫：延安打起苹果牌

　　提起苹果产业，就会想起洛川。“目前，洛川苹果总面积50万亩，农民人均3.1亩，居全国之首。2015年，全县苹果总产量85万吨，苹果总收入40亿元，农民人均苹果连续四年纯收入突破万元。”洛川县委书记彭安季介绍。

　　在延安，苹果产业已经使各个区县的百姓受益。吴起县县委书记董强介绍，山地苹果已经成为吴起农民增收致富的突破口和出发点。

　　以吴起县白豹镇李桥村为例，当地把精准扶贫同山地苹果产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按照“长短结合、注重长远”思路，把发展山地苹果作为精准扶贫的一项长远措施，作为老百姓的稳定增收的一项主导产业来培育，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同。

　　“全村6个村民小组170户全部种上了山地苹果，全村种植面积2000亩，人均2.6亩，只要管护好了，很快就可以挂果，收入一定不会少。”李桥村村民谈起未来的生活，满怀着希望。

　　“为什么会如此乐观？”董强介绍说，围绕这个种植示范区，吴起县把交通、水利、林业、农业、扶贫等相关项目资金集中捆绑使用，打通了所有田间生产道路，配套了所有果园水利灌溉，紧靠示范区，提升打造了2万亩退耕还林常青树精品流域，初步建成了一个山、水、林、田、路统筹治理、综合配套的山地农业综合示范区。

　　同时，对贫困户发展山地苹果在建园、管理上有困难的，当地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帮扶。比如，县、镇干部和当地党员，同没有劳动能力的和无法在家经营管理果园的精准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在帮扶人出资、出料、出力以及补助款的作用下，帮助贫困户完成建园、管理直到挂果。

　　更受老百姓欢迎的是，贫困户可以以土地或者以幼园入股，委托信得过的果农或者专业合作社建设、管理、经营果园，此期间所有补助归代管方所有。在果园挂果生产5年后，将果园交还贫困户，贫困户直接受益。
“我们计划在这个镇3年时间发展山地苹果3万亩，达到全镇人均2亩目标，让山地苹果真正成为老百姓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项可靠的、稳定的后续产业。”董强说。

　　在陕西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贾治邦对延安发展苹果产业有着深入的了解，他建议要提升管理水平和管理模式：“你们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苹果产业发展形势，坚定发展苹果产业的信心和决心，不断提升苹果标准化生产管理水平。确定了一个产业，就要坚决搞到底，当然也要改进。加强技术创新，改良品种、土壤。管理形式也要改变，一家一户单打独斗不行，要提高组织化程度，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

因地制宜：扶贫模式“定制化”

　　除了苹果产业外，延安还因地制宜发展各种生态产业。

　　走在吴起县马湾镇高效农业示范园蔬菜大棚里，浑然以为到了蔬菜之乡寿光。沉甸甸的香瓜、满园绿色蓊蓊郁郁、青翠欲滴，新鲜泥土的清香伴着淡淡的果香在整个大棚氤氲弥漫……

　　马湾距县城13公里，又在洛河岸边，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马湾高效农业示范园目前发展规模已涉及37户146人，主要由绿色无公害种植小区和万头养殖小区两部分组成。示范园用土地流转的模式，引导群众将土地向农村种养大户和农业产业化企业流转集中，向高效农业产业基地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

　　目前全村土地流转面积已达到400亩，其中360亩用于规模棚栽业，40亩集中发展养殖业和有机肥生产加工。

　　园区还专门请了专家，根据本村土壤、光照等自然条件，科学规划，统一将棚型建设为跨度9米的半地下室标准日光温室，有效解决了光照不足、温度不适等问题，使日光温棚的建设更加科学。

　　示范园依托马湾香瓜品牌，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种养结合加大科技投入，推行无公害栽培，做大做强马湾香瓜品牌，建立千头养殖猪场和羊场，从而推进规模化发展。同时，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方式，开展农民种、养殖技术培训，免费提供技术服务，提升专业化水平。

　　经过农业结构的调整与示范园的建设，马湾村农民的收入已经实现成倍翻番。家庭生活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很多人家还开上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

　　“因地制宜，延安市‘合作社+贫困户’产业扶贫模式正逐步走向目标明确的‘定制化’，精准扶贫也激励着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健康发育成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政协原主席马中平对延安的做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延安围绕发展林果、棚栽、养殖等特色产业，由县乡负责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从而实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的，能够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徐德明认为，要紧紧抓住产业扶贫这个“牛鼻子”，把产业和扶贫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提升产业发展短板、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企业融资渠道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抓好科研技术，拓展高端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

　　“产业扶贫要因地制宜，将生态产业扶贫作为产业扶贫重点，从提高生态林补偿标准、土地分红、劳务收入等方面创新生态产业扶贫的模式，从法律层面完善生态产业补偿的法规政策，支持贫困地区的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全国政协委员陈际瓦建议。

兜底脱贫：不让一户掉队

　　在志丹县顺宁镇白草台村，周河两岸好几百座大棚浮现眼前，公路两侧卖瓜菜的简易小棚犹如一道风景线。走进几座大棚，都分别栽有一个写着“贫困帮扶明白卡”的标志牌，其中一个表格中的内容为：贫困户赵明，5口人，致贫原因是残疾，帮扶人任美雄（白草台村党支部书记），帮扶前人均纯收入2500元以下，帮扶后人均纯收入4000元以上。

　　这是白草台村开展“以一帮一带十”扶贫帮困活动的具体实践。

　　为了不让一户贫困群众掉队，实现全村共同富裕，村委会开展“支部引领抓产业、能人带动促增收，以一帮一带十”扶贫帮困促增收活动，即：一名村班子成员或村党员、致富带头人，帮扶一户贫困户脱贫，同时带动十家产业户发展产业，最终达到脱贫快致富。这种“1＋1＋10”手拖手共致富的模式有效实施，使村上原本一些无技术能力、无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也有了致富的盼头。

　　赵明就是一个典型户，一家5口人全部残疾（智障），只有赵明本人还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在没帮扶前一家人一年收入不到10000元，是村上最困难的家庭。白草台村党支部书记任美雄决定自己来包扶。

　　由于自己种的棚多、劳力不足，任美雄便常年雇佣体力尚足的赵明帮忙种植大棚，加之退耕还林、低保等政策性收入，赵明家近几年人均收入已超过4000元，现在赵明一家人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改善。

　　同时，志丹县在今年的精准扶贫中，对贫困户进行分类，并给予相应扶贫措施，特别是针对残疾人培训、就业方面倾斜了很多政策，比如手工艺品制作教授，种植业和养殖业技术指导以及报刊亭岗位安置等，确保每一名残疾人都能掌握一技之长，从而逐渐改善生活状况。

　　对于有基础劳动力的弱势人群来说，就业扶贫政策的实施成为了他们有力的支撑；而对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及生活能力的群体，社保兜底保障则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志丹县社会福利中心是一所集敬老院、光荣院、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儿童福利院和救助站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服务中心，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志丹县将符合社会兜底扶贫条件的对象，集中安置到这里，使他们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牛怀斌腰部以下残疾多年，完全失去劳动能力，致使债台高筑。为了不给亲人添麻烦，身残志坚的他靠着自己的双手，勤学苦练书法和写作。直到住进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以后，他心中的苦楚才渐渐散去。面对记者，牛怀斌说，“住着宾馆式的房子，吃着‘皇粮’，拿着‘零花钱’，衣服免费穿，生病有人管，现在我可以集中一些精力可以搞创作，练书法。到福利院就感觉像到家里一样。”

　　“搞精准扶贫，依靠行政措施推动是必要的、可行的，也很能奏效，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忽略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全国政协常委、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非常赞成贫困户自身才是发展产业和脱贫致富的“主体”。

　　“在确定扶持产业上，要让扶贫户主动参与进来，充分强调贫困户的积极性，不大包大揽，同时要尊重市场规律。”全国政协委员钱天林认为，脱贫兜底既要扶“技”又要扶“志”，一定变“要我富”为“我要富”。

　　“要让农民融入需要进一步加强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全国政协委员唐明认为，“要推广现代生态林业科学技术，先进的林业生产手段和经营管理方式，使农民转变传统的种植和养殖观念，实行生态种植和生态养殖，发展循环经济，培育一批生态扶贫试点区或示范区。”

　　“延安市对25473名农村一、二级残疾人实施兜底扶贫，让这些特殊贫困群众充分享受到各类社会扶持和政策保障。”延安市政协主席师合林说，“对于一级智力、精神、肢体残疾人来说，就需要精准帮扶，提供居家托养补贴。”

　　为了啃“硬骨头”，延安市在深入调查，摸清底子的基础上，对因病、因灾、因残、因学、缺产业等致贫原因进行了详细分类。徐新荣介绍，根据以前扶贫经验，全市又选派689名优秀党员干部担任贫困村“第一书记”，抽调37470名市、县、乡、村干部开展结对帮扶工作，覆盖所有贫困户，帮扶干部一包3年不变，不脱贫不脱钩。同时，延安市还将贫困户和帮扶人的详细信息录入扶贫数据库，实现了精准扶贫的动态化管理。

异地搬迁：旧貌换新颜

　　让洛川县委书记彭安季最不放心的事情，就是洛川全县40%的贫困人口集聚于距离洛川会议旧址不远的洛河峡谷贫困地带上，那里砂石多、土壤少、土地贫瘠，一年一亩地收入不到500元，不少村民住在半崖上。
“不搬迁，也能解决贫困问题，但解决不了群众的小康问题。”彭安季说。在联合相关部门对洛河峡谷所有村组的走访调研后，洛川县决定，将洛河峡谷群众全部搬迁到县城、重点镇和社区。

　　仙姑河即是整村搬迁的村。在仙姑河社区，刚搬来的村民霍栓成和妻子一直在附近的果园打工，装卸苹果的工作让他们两个多月挣了1.2万元。

　　“搬迁前，与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近万元。搬迁后，仅靠打工，收入‘一步登天’。”霍栓成说。

　　苹果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洛川常年用工缺口3~4万人，雇工多来自周边县和周边省。以往由于缺组织，缺平台，当地人往往是想干活的找不到活，想找人干活的又找不到人。为此，先期搬迁的仙姑河、石头镇盘曲河等村成立了劳务中介服务公司，免费为需求双方提供中介服务。

　　“农忙的时候电话都能打爆了，都是找人干活的。咱帮着联系一次，后面就不用管了。”公司经理、村党支部书记谢山河说，今年搬迁的农户，家家都有了最少几千元的打工收入。正常情况下，光在果园务工，一个劳动力一年收入万元以上不成问题。

　　“移民搬迁，一方面彻底解决了洛河峡谷群众的脱贫致富问题，也为洛川经济发展腾出了空间，创造了机会。”全国政协常委孙安民评价说。

　　“要在易地搬迁扶贫资金整合和用地指标方面出台支持政策，把好关。”全国政协人资环副主任徐德明认为。

　　据统计，四年来，延安市累计搬迁11.95万户，41.8万人，搬迁群众的居住条件、生活方式、收入结构、思想观念、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都有了明显提升。

　　“在易地扶贫搬迁中，要注意帮扶不符合建档立卡标准但夹在其中的人群；要研究给搬迁人口增加资产性收益的扶持政策。”全国政协委员鉴保卫建议。

　　“移民的经费要监管好，扶贫款要真正用到刀刃上。不让一个人掉队，让党的阳光照在革命老区每个人身上。”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最在意的事。

　　原文链接：http://epaper.rmzxb.com.cn/index.aspx?date=2016-05-12&verOrder=05&banzi=4&paperType=rmz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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